“你解释一下，何为官督商办的模式。”瑞麟问道。

“这个官督商办的模式，就是资金来自民间招募的商股，有时政府也预先垫款以做资本，但开办以后要陆续归还。机械局的用人、行政和理财大权由大人委派的总办或督办掌握，一般商民无权过问。但机械局的经营盈亏“全归商人，与官无涉”，官款可以坐收“官利”。依靠官方的庇护，企业享有免税、减税、贷款、缓息、专利等特权和优惠等。”何宏俊解释道。

何宏俊看他没有太明白，就接着说道：“近年华商殷实狡黠者多附洋商名下，如旗昌、金利源等行，华人股分居其大半。闻本利不肯结算，暗受洋人盘折之亏，官司不能过问。”如果设立广州机器局，则华商可以名正言顺入股，使华商不至皆变为洋商，实足尊国体而弭隐患，尤为计之得者。”

何宏俊见他深思，就停下来，等他想明白。

官督商办的企业出现的是历史的必然，而不是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作为兴办民用工业最初的经营方式欢度上班对于当时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官督商办的企业最初创办的动机虽然是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但它客观上对中国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创办官督商办企业上洋务派明显十分积极，对于企业以何种方式兴办，李鸿章就曾提出“成能设法劝道，官督商办，且有洋器洋伐，而不准洋人代办。”以后他又主张“由官总其大纲，查其利弊，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冀为中土开此风气，渐收利权。”李鸿章所提出来的官督商办的企业虽然与洋务派的实力变迁有着重大的关系。但也无形中推动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

其实这种模式的发展还是有着很大的弊端的，官督商办企业是在国家处于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下产生，并且长期被代表封建集团利益的洋务派所控制，它们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买办性和封建性。大型官督商办企业在最后大都成了内外反动势力的牺牲品。在这些企业中，有的直接为外国侵略势力所吞并，如开平煤矿；有的在边疆危机中，因外国势力干扰、威胁陷于停顿，如漠河金矿；有的被强制改为官办，如电报总局；有的则转入洋务派官僚之手，成为官僚集团的私产，如招商局、华盛纺织总厂、汉阳铁厂等等。因此，从若干主要的官督商办企业的结局来看，除了为外国侵略势力吞并之外，它们大抵为中国官僚资本的逐步形成准备物质基础。而被保存下来的中小型官督商办企业则在艰难的挣扎历程中由商办转变为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但为数不多。

官督商办是中国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重要组织形式，也是当时中国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也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国有企业。由于封建制度先天的不平等性，这些企业最终总是官权不断膨胀而商办成分日益减弱，从而使之逐渐变为官僚私产，在甲午战争前，这些企业中的官商矛盾一直是中国资本主义发生时期的主要矛盾。因而从实质上看，晚清的官督商办制度总体上是封建势力对企业的控制多于扶植，它并没有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坦途，反而是对中国资本主义生机的一种扼制，从而也使中国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发展丧失了其有利的时机。

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在这个时代只能先这样干着。何宏俊现在的想法就是，先出一批民族资本家，然后逐渐的让他们成为一种主要的社会政治力量，最后最好能为他所用。现在，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拿下广州机器局。与其让别人去经营，不如他自己来。毕竟现在的人学识再渊博，也没有他100多年之后的知识与认知。

过了好一会，瑞麟才算是明白过来。淡淡的说了两个字：“可行。”随后就是示意何宏俊接着说下去。

毕竟都是新概念，这些老学究能一下子弄清楚，就非常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