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证据表明政府曾经预见到或者为现在开始的危机作过任何计划。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当时是巴黎唯一有效的政府：它组织了于月6日举行的公社选举。

公社的9名成员（确切地是“公社议会”）包括了很高比例的技术工人和一些专家（比如医生和记者）。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政治活跃分子，派别从共和派改良主义者，到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者，甚至还有希望恢复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专政的雅各宾党人。

社会主义革命布朗基组织的前任领导布朗基（louisaugusteblanqui）被选为议会主席，但他本人并不在场，因为他已经于月17日被捕，整个巴黎公社活动期间他都被关在一个秘密监狱。

公社一开始试图用巴黎大主教mgrdarboy来换他出狱，后来又用他们拘留的74名人质交换，但均被阿道夫·梯也尔断然拒绝。巴黎公社于月8日宣布成立，但各区经常在围城中与组织脱离关系。

公社在它短暂的生命期内采用了从前被废弃的法兰西共和国历，并采用象征社会主义的红旗以及第二共和国时期装饰有红边的三色旗作为自己的象征标志，恢复了在第二帝国时期被禁唱的《马赛曲》为国歌。

1848年，在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期间，激进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曾经用红旗以及装饰有红色绶带的三色旗来作为自己的标识，以区别于政治立场中立的共和成员，正如这些中立的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吉伦特党人在1789年革命期间所做的那样。

尽管内部有许多不同，议会还是在管理一个两百万人的城市的基本公共事务方面做的不错；它也能够在一些政策上达成一致，这些政策的内容倾向于建立一个进步的，长期的以及高度民主的社会民主主义，而并不仅仅是一场社会革命。

而由于时间短暂（公社只存在了不到60天），只有一部分法令真正得到了实行。

公社部队，也就是国民自卫队，4月日和常规军的凡尔赛军展开了一场规模冲突。双方都没有真正地想要开始一场大规模内战，但双方也都不想谈判。

离courbevoie近的市郊被政府军于4月日攻陷，而一次推迟了的公社自己的武装对凡尔赛的远征企图也于4月日失败了。抵抗与求生变成了首要的考虑，公社领导层作了坚定的努力，要把国民自卫军变成一支有效的抵抗力量。在巴黎的外国政治，避难者和流亡者团体也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其中有一位是波兰前军官和民族主义者jaros?ad?broski，成为公社最好的将军。

公社议会完全支持国际主义，为了表示这种兄弟般的情谊，公社认为纪念拿破仑一世胜利的凯旋柱是一个波拿巴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象征，于是将其拉倒。

在国外，包括德国在内的工会和社会主义组织也举行了集会和并传递了支持信息。但所有从其它法国城市获得真正帮助的希望很快破灭了。梯也尔和他在凡尔赛的内阁设法阻止任何信息从巴黎泄露出去；并且在法国外省及乡下对于大都市的运动一直以来就持一种怀疑性的态度。纳博讷，利摩日和马赛的运动很快就被粉碎了。

随着局势的进一步恶化，议会的一个分支赢得了一场选举（对手是装订商和卡尔·马克思的一个随军记者eugènevarlin，以及其它中立派），决定创建一个“公共安全委员会”，模仿179年雅各宾派建立的同名机构。从理论上来，它的权力非常之大并且毫不留情，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有效。

从四月到五月，政府军的兵力在数量上持续增长——普鲁士释放了法军战俘以帮助梯也尔政府——他们完成了对巴黎外围抵抗力量的分割包围，并将国民自卫军赶回了城里。

当年5月1日，巴黎城墙西部的一道城门被攻陷，凡尔赛军开始夺回巴黎，他们首先占领了繁荣的西部地区，在那里他们受到了那些在停战后没有离开巴黎的市民们的欢迎。据有一位工程师（他经常为梯也尔政府当间谍）发现城门无人管理，于是把这一情报通知了凡尔赛军。

很强的本地忠诚度在过去曾是公社的一个有利因素，却变成了某种不利：没有一个统一的有计划的防御，每个街区为了自己的生存各自为战，最后被一个接一个地攻破。

曾经在过去的巴黎革命中使整个街区几乎坚不可摧的狭窄巷组成的网络，当时已在奥斯曼男爵对巴黎的改造中变成了宽广的大道。凡尔赛军拥有集中指挥和数量上的绝对优势。

他们已经学会了巷战的技巧，只需简单地把房屋的墙壁凿穿就可以完成对公社街垒的侧翼包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有奥斯曼男爵改造出的那些宽阔的广场和大街，才是他们被抵抗力量的枪炮所阻挡的地带。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巴黎公社坚持了不到两个月，便被政府军覆灭……